戴震从“人伦日用”的道德观出发，深刻揭露和批判宋儒“得于天而具于心”的道德观。他说：“古贤圣之所谓道，人伦日用而已矣，于是而求其无失，则仁义礼之名因之而生。非仁、义、礼加于道也。于人伦日用行之无失，如是之谓仁，如是之谓义，如是之谓礼而已矣。宋儒合仁、义、礼而统谓之理，视之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此为‘形而上’，为‘冲漠无朕’；以人伦日用为‘形而下’，为‘万象纷罗’。盖由老、庄、释氏之舍人伦日用而别有所谓道，遂转之以言夫理。”[15]这明确反映了他坚持“道不离事”、“理在事中”的立场。在他看来，先于天地万物的“道”或“理”是不存在的，宋儒把仁义礼与人伦日用分割为“形而上”与“形而下”是错误的。他主张，“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无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16]“人之生也，莫病于无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于戕人之生而不顾者，不仁也。”[17]戴震以道德源于“人伦日用”为出发点，对“仁”作出新的解释，即“与天下共遂其生”，认为只有关心人们的“日用饮食”，才是“仁”的原则；如果伤害民生，“戕人之生而不顾”，那就是不仁，从而指出程朱所谓“存理灭欲”是违背人性，是不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