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从“人伦日用”的道德观出发,深刻揭露和批判宋儒“得于天而具于心”的道德观。他说:“古贤圣之所谓道,人伦日用而已矣,于是而求其无失,则仁义礼之名因之而生。非仁、义、礼加于道也。于人伦日用行之无失,如是之谓仁,如是之谓义,如是之谓礼而已矣。宋儒合仁、义、礼而统谓之理,视之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此为‘形而上’,为‘冲漠无朕’;以人伦日用为‘形而下’,为‘万象纷罗’。盖由老、庄、释氏之舍人伦日用而别有所谓道,遂转之以言夫理。”[15]这明确反映了他坚持“道不离事”、“理在事中”的立场。在他看来,先于天地万物的“道”或“理”是不存在的,宋儒把仁义礼与人伦日用分割为“形而上”与“形而下”是错误的。他主张,“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无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16]“人之生也,莫病于无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于戕人之生而不顾者,不仁也。”[17]戴震以道德源于“人伦日用”为出发点,对“仁”作出新的解释,即“与天下共遂其生”,认为只有关心人们的“日用饮食”,才是“仁”的原则;如果伤害民生,“戕人之生而不顾”,那就是不仁,从而指出程朱所谓“存理灭欲”是违背人性,是不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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