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十分断定何心隐是中国最早实行农村社会改革的第一人,至少,他比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比梁漱溟、费孝通的乡村调查,比陶行知的乡村教育,要早上数百年。这位先行者,不为当时人所闻,不为后来人所知,从来不曾有过什么响亮的名声,真是令人感到悲哀。
那时,马克思主义尚未出现,如果有,我估计他一定会成为最早的共产党。因为他搞的乌托邦式的家族公社,虽与现代共产主义制度无共同之处,但却是能找出原始社会共有共享的积极因素,否则,邹元标也不会作出“几一方之三代矣”的高度评价。
在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最佳状态,就是不思不想,不痛不痒,万寿无疆,皇恩浩荡。千万不要生出离经叛道,与当局主张不同的政见,更不能造反作乱,做出什么与统治者政策迥异的行径。梁汝元被追杀,被砍头,被湮没,就因为他想改造社会,就因为他想体现个人价值。那还了得,不但为朝廷不容,也为那些死面疙瘩不容,于是乎上下一致,将其脑袋瓜子摘了下来,头脑没了,思想也就没了,皇帝老子睡得着觉,死面疙瘩也欣欣然觉得天下太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