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十分断定何心隐是中国最早实行农村社会改革的第一人，至少，他比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比梁漱溟、费孝通的乡村调查，比陶行知的乡村教育，要早上数百年。这位先行者，不为当时人所闻，不为后来人所知，从来不曾有过什么响亮的名声，真是令人感到悲哀。
那时，马克思主义尚未出现，如果有，我估计他一定会成为最早的共产党。因为他搞的乌托邦式的家族公社，虽与现代共产主义制度无共同之处，但却是能找出原始社会共有共享的积极因素，否则，邹元标也不会作出“几一方之三代矣”的高度评价。
在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最佳状态，就是不思不想，不痛不痒，万寿无疆，皇恩浩荡。千万不要生出离经叛道，与当局主张不同的政见，更不能造反作乱，做出什么与统治者政策迥异的行径。梁汝元被追杀，被砍头，被湮没，就因为他想改造社会，就因为他想体现个人价值。那还了得，不但为朝廷不容，也为那些死面疙瘩不容，于是乎上下一致，将其脑袋瓜子摘了下来，头脑没了，思想也就没了，皇帝老子睡得着觉，死面疙瘩也欣欣然觉得天下太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