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加入批评。嘉靖本并无批评；周曰校本也只有圈点、音释而无批评。有批评的一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当始于万历二十年出版的那部余象乌批评本。余象乌字仰止，与其兄弟余象斗等同为闽南著名的书贾，刻印了不少新旧书籍。他们会作诗，会写小说，也会批评故籍。那时，所谓李卓吾氏的批评尚未流行，锺伯敬等的批评，也尚未出世，于是余氏便自挥巨笔，逞臆批弹。他并不批评原书文字，只是批评原书事实。这是与张采之批评《西厢》、《水浒》，毛宗岗之批评《第一才子》完全不同的。例如他“评（姜）维擒徐质”道：“姜维与夏侯霸领兵于蒺藜寨外，多置鹿角，作为久住之计，以擒徐质，谋何高也。”“评晋主问刑”道：“晋主问孙皓之刑，而皓举弑逆对，贾充当愧死于地下矣。何默默而无人心也。”“评晋朝一统”道：“此记凡三国君臣，尽皆善终，讵知一统，归于晋朝矣。”文字似通非通，的是略略知书识字的书贾的笔墨。过了不久，吴观明本及郑以祯本出版时，便知利用李卓老的高名，而以标榜他的批评或批注为号召了。闽地以外的书坊，如吴郡宝翰楼之类，便也立刻的传录或修改这些卓老批语以为号召的了。所谓李氏批语，虽各本不大相同，总之是很浅陋的。郑以祯本还是照原来字样写刻的，有如陈眉公所评的诸种传奇，用以表示这是真迹。大凡卓吾之评，约可分为两类。一为批评书中人物，其可笑多有类于余象乌氏。二为批评原书的文法及叙写与乎指出她的缺点，这是余氏的笔锋所未及的。所谓卓吾氏的批评本，对于原书颇知保存本相。他有时不客气的讥弹原书的不合理处，却只不过是“指出”她而已，并不敢动笔加以修改。这是他的值得称赞的一个好处。或以为凡所谓卓老批评诸书，皆为叶昼所伪作，此亦无什么确证。叶昼所评的《橘浦记》，今见到明刊本，固是自署着他自己的姓名，而非用卓老之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