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我是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说：“多采自病态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疾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作为萧红的精神导师，对萧红的影响极大。她的对着人类的愚昧的写作出发点受鲁迅的启蒙思想影响。在当时的启蒙语境中，一大批作家都有着启蒙意识，他们都有着启蒙式的宣言。学者作家陈衡哲在《小雨点》的序中说：“我每做一篇小说，必是处于内心的被扰，那时我的心中，好像有无数不能自己表现的人物，在那时硬迫软求的，要我替他们说话……这个搅扰我的势力，便是我所说的人类情感的共同与至诚。”这正像斯皮瓦克所说，属下不能说话，作为作家、知识分子有责任为他们说话。陈衡哲为他们说话，替他们代言，以达到改造社会心理的目的。陈衡哲说：“我对于政治上恐不能有所努力……我所能努力的，是借了文艺思想来尽我改造社会心理的一份责任。”[6]因而，启蒙意识在陈衡哲的文本中呈现的是以纯洁与无私之爱来改造社会心理。陈衡哲的代言与改造具有鲜明的启蒙意识和目的所指，冰心和庐隐也试图通过创作感化而达改良之旨。冰心说：“我作小说的目的，是要想感化社会，所以极力描写那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好叫人看了有所警觉，方能想去改良，若不说得沉痛悲惨，就难引起阅者的注意，如不能引起阅者的注意，就难激动他们去改良。”[7]冰心以“沉痛悲惨”的叙事，引起阅读者注意，以达到改良的目的。冰心自己的陈述，是说自己并不悲观，而她的文本却引起家人对她心理的“猜疑”，担心这样的叙事影响冰心的心理健康。她和陈衡哲一样，想改造社会、改良社会。庐隐也是如此。庐隐说：“宇宙间的森罗万象，幽玄神妙——常人耳目不易闻见和观察不到的地方，创作家都能逐点地把他轻描浅抹地表现出来，无形之中，使人类受到极大的感化，所以创作家的作品，是人类的精神的粮——创作家的价值于此可见。”[8]作家抵达的正如石评梅所说，通过写作，“大胆在荆棘黑暗的途中燃着这星星光焰去觅东方的白采，黎明的曙辉”。相对于代言、改造与感化的“温和”表述，白薇的“解剖式”则彰显出“武器”的威力。白薇说：“我需要一种武器。”“解剖验明人类社会的武器！我要那武器刻出我的一切痛苦，刻出人类的痛苦。”“暴露压迫者的罪恶，给权势高贵的人层一点讨伐。”[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