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麻烦是在我们的习惯态度中有一种内在的分裂：我们公开地承认在政治上依靠讨论和说服，然而在道德和宗教问题上却是一贯地依靠其他的方法，或者是依靠某一个具有“权威”的人或集团。我们不必到神学问题中去找例子。在家庭和学校里，这些地方是人们认为形成性格实质的所在，时常用来解决学术上和道德上的争端的办法是用乞灵于父母、教师或课本的“权威”。在这种条件下所形成的性格和民主的方法是十分矛盾的，因而在一种紧急关头，就会引起它们的活动，用积极地反民主的方法去达到反民主的目的；正如人们随时在“法律和秩序”受到威胁的口号的掩饰之下，乞灵于暴力和压抑公民自由一样。为民主所特有的、适合于行动需要的、适当的权威，如果具备这样一些条件，它们就将使得人性潜能开花结果，这是不容易找到的。因为这是不容易的，所以民主也是一条不容易采取的道路。这条道路把最大的责任负担放在最大多数的人类的身上。挫折和偏差发生着并将继续发生。但是那种在一些特殊时期是它的缺点的东西在人类历史的长远进程中却是它的力量。正因为民主自由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得人类潜能获得最大可能圆满地实现，所以当后者受到剥夺和压抑的时候，它将会在适当的时候起来反抗而要求有表现出来的机会。在美国的民主创始人看来，民主的要求和公平的道德要求是内在的一回事情。我们现在还不能很好地运用他们的词汇。知识方面的变化使得他们常用的这些字眼失去了它们的意义。但是无论他们许多的语言怎样不适合于当前的用法，他们所肯定的是：自治制度乃是人性在大多数人类中用以获得最圆满的实现的手段。在种种自治的方法中所涉及的问题现在是复杂得多了。但是正由于这个原因，那些要维护民主信仰的人们的任务就是要全力恢复和维护民主具有内在的道德性质这个原来的信念，不过现在用一种适合于当前文化条件的方式陈述出来罢了。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讨论来结论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是我们还要明白：它是一种个人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为个人的行为提供了道德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