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乡下去怎样？”
——“乡下也是一样，这次跑到镇江和无锡去，花掉了几十块钱，得到的便是这样的一个教训。”
——“我在这样想，想把编辑所移到西湖，让你在西湖去做文章，跑印刷和管校对的人就留在上海。你看这个计划怎么样？”
我在心里笑了一下。赵南公在他的烟瘾过足之后本来是很可以想些妙计的，但在我以为妙的，少有看见过他实行，而他所实行着的我却是很感不妙。我住在他的编辑所里，差不多是在唱独角戏。跑印刷所，管校对，差不多都是我一个人在搞。“哼，他要把我移到西湖，”我在心里这样想着，但我对他说，“西湖还是一样。西湖我同仿吾也去过一次，终竟是不能安定的。中国没有可以使我们安定的地方，无论到甚么地方去，都感觉着颓败，感觉着压迫。”
——“怎么样呢？杂志呢？”
——“自然要办，唯其要办，所以我才要折回日本。我在那儿多少还可以做些文章，同时有达夫回来兼顾，你是可以不必愁的。”
“把你的日本太太和公子们接回来怎样呢？”
周到的南公老板想到了这一层，他定然是以为我的性欲不能发泄，所以才想回日本去。用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术讲来，一切的烦躁都是由于性欲的不满足，那我们的老板倒很可以算得是一位精神分析术的大家。但他却没有想到我一个人白吃着他的饭，好像是奴隶，又好像不是奴隶，已经有点难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