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史论除了以隋朝自身的历史做比较外，还进而把隋朝的历史与秦朝的历史做了比较，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165]《隋书》史论的撰者在此明确指出：隋亡和秦亡一样，都是被“群盗”所推翻。这就是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可见，他不仅希望唐朝统治者要记取隋亡的教训，而且要记取秦亡的教训。《隋书》史论用这种历史教训来唤起唐朝统治者的警惕，它的政治目的与阶级实质也就表露得再清楚不过了。
此外，《隋书》史论还从经济上探讨了隋朝灭亡的原因，指出：“取之以道，用之有节，故能养百官之政，勖战士之功，救天灾，服方外，活国安人之大经也。”这可以说是《隋书》史论的撰者的根本经济原则。其具体主张是：“不夺其时，不穷其力，轻其征，薄其赋，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相反，“若使之不以道，敛之如不及，财尽则怨，力尽则叛”。那时人民就要起来造反。质而言之，就是剥削、奴役百姓要有一个“限度”：不超过这个“限度”，就可以“活国安人”；超过这个“限度”，便“怨”、“叛”丛生。《隋书》史论着眼于隋皇朝的经济政策，并提出上述的主张，应当说是很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