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我们先要把问题的本身考究，不要从社教立场说话，否则很容易变成主观的，演绎的，深恐说了许多空话，仅在名词上化了许多疏散的讨论而已。中国办了三十多年的地方自治，现在还没有成功的主要原因，里面的困难究在何处，我们一定要分析清楚，然后才能把这个问题了解，了解以后，再从社教立场来发抒己见。
第二，如果照了方才所说的办法去讨论，则我们所感受困难的，就是我们并非自治专家或经济专家。如果欲把自治、生产等问题辨查清楚，一定需要这两方面的专才。所谓生产，是一个很宽泛的名词，因为名词愈宽，就需要更广博的知识。我们在社教方面尚不能成为专家，那里还能再兼一项专家。因此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深恐不易找到尽力的所在。但因中国今日所遇到的问题，关于追问道根本的，特别的多，我们虽非地方自治的专家或经济专家，却也无法避免此多方面的讨论。[148]
梁漱溟给出两条具体建议后，率先发言，身体力行，将两条具体建议作为指南，就讨论纲要中未涉及的“三十年来中国地方自治未能成功的实际原因”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将失败原因归结为“抄袭外国自治办法、未从经济方面着眼、不了解中国过去的历史”三个方面。梁漱溟又一次以风云人物的态势，重新掌控年会中心议题的话语霸权。但不同于第二届年会一边倒的局面，梁漱溟的发言并没有成为之后讨论的风向标。与会代表多从自身经验出发，更倾向“站在社教立场”来看待问题，中心议题集中在政教关系以及如何对待现有政府两个问题上，大致分成助成派、取代派和合一派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派支持者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