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中国的重要邻国，由于其战败投降，日本在战后中国外交中已不复往日地位。战后中国的对日政策循蒋介石之“以德报怨”方针，对日本“不采取报复手段”，“基本原则仍为宽大”，因此而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不无损失。国民党当局追随美国，没有要求废除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祸首的天皇制，反而支持保留天皇制度；中国本拟派荣誉第2师（第67师）参加对日军事占领，后又因内战爆发及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变化而未派出；中国也没有在处置琉球群岛的地位问题上采取积极行动。中国派出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梅汝璈为审判官、上海特区法院首席检察官向哲浚为检察官，参加了在东京举行的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并在审判中据理力争，严词驳斥对战犯宽大处理的论调，最终将以东条英机为首，包括南京大屠杀祸首松井石根在内的日本甲级战犯送上了断头台。中国还派出以顾维钧兼任团长的驻远东委员会代表团和以朱世明任团长的驻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代表团，参加这两个委员会的工作，推动战后日本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进程。但由于中国的实力所限，中国代表团并不能参与并决定对日处理的重要决策，在许多方面只能追随美国，实际成为美国对日政策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