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学思想和历史撰述来看，中国史学发展的新趋势的主要标志是：
第一，重视鸦片战争史的撰述。对于鸦片战争及其结局，史学家们痛定思痛，乃纷纷记述其经过，评论其因果，为的是有助于人们总结经验教训，增强忧患意识，“防患于未然”，“补过于来时”。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魏源撰写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枏撰写的《夷氛闻记》、夏燮撰写的《中西纪事》。这三部书除有共同的旨趣外，也有各自的特点。《道光洋艘征抚记》重在用历史事实说明，欲求自强御侮之道，必须“购洋炮洋艘”，“练水战火战”，“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并指出尽快做出抉择的紧迫性，强调“时乎时乎，惟太上能先时，惟智者能不失时；又其次者，过时而悔，悔而能改，亦可补过于来者”[185]。魏源提出了富国强兵的战略原则及其紧迫性。同《道光洋艘征抚记》从政治和军事着眼不同，《夷氛闻记》一书着眼于从经济上揭示出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鸦片战争的深层原因，并根据英国殖民主义者攻据印度海口“凡租地开花取液出口，四征其税，所以资于鸦片者甚厚”的历史事实，论证其“争市侔利，倾国以求尝试”之侵略中国的方针不会改变，驳斥主和派、投降派的种种谬说，歌颂了主战派和人民群众的抗英斗争。《中西纪事》以纪事本末体记述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史实，这是它在内容上、形式上不同于《道光洋艘征抚记》和《夷氛闻记》之处；在撰述思想的侧重点上，它是要达到反映出“中西争竞之关键”以备“异日史家之采择”[186]的双重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