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说得对，两晋南北朝的变迁是中国少见的大变动，其中有许多的借鉴足以供后人警惕，当然要把它们写下来。”房玄龄、令狐德棻在一旁点头赞成。
“这整理编撰史料的工作就交给你们两人啦，”太宗笑着对德棻说，“好好地写，人手不足的时候，叫我一声，我的学问不好，但抄写的工作相信还能胜任。”
“陛下，您不必太客气，到时您别推托就好了，怎能不借助您的长才呢？”玄龄和令狐德棻笑着说，由于太宗一向以诚心对待部属，再加上大家日夜一起研究学问，君臣间的关系就像朋友一般。
君臣同心一意整理史籍，没几年，由令狐德棻、岑文本、崔仁师合力编著的《周书》，李百药的《北齐书》，姚思廉的《梁书》、《陈书》，魏征的《隋书》，以及李延寿独力编撰的《南史》、《北史》，便陆续顺利地完成了。
贞观十八年（644年），太宗宣房玄龄和褚遂良入殿说：“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已完成不少史册。不过，臧荣绪的《晋书》我总觉得不够完善，因为在学术思想及生活形式上两晋是最富创意、变化最多的朝代，如果不翔实地将这些人物故事记载下来，后人就无法领略到先人在思想、生活上曾有过的一大变革。”太宗感慨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