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文献是这样描绘我国古代野蛮和文明的分界的：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2]
这里，“大同”即原始社会的民主精神和道德观念被概括为“天下为公”，“小康”即新出现的阶级社会的专制统治和礼义精神被概括为“天下为家”，极中肯綮。不过要注意的是，这里说的家，不是现代意义上说的个体家庭，而是指家族、氏族。这说明，夏的建立虽然标志着中国社会从“大同”到“小康”的过渡，但它们的社会结构变化并不大，依然是以“家”即氏族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区别只在于一些氏族成了统治阶级，一些氏族成了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中间又分成不同的层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