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父对我很苛刻，跟母亲也极少说话。只知道吹口哨，咳嗽，或站在镜前，不停地用细木条剔他满嘴的歪牙。他和母亲吵架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冷漠地称呼她“您”，这样的称呼让我忍无可忍。
吵架时，他总要把厨房门关得严严实实，有意不让我听到他说话。可我竖起耳朵，仍能听见他瓮声瓮气的声音。有一天，他跺着脚大喊：“就因为您这该死的大肚子，我没法往家里请客人，您这头老母牛！”
我大吃一惊，在上铺暴跳如雷，一头撞到了天花板，舌头被咬出了血。
每逢礼拜六，就有几十个工人来找父亲卖粮票，这种粮票在工厂的小店里才能用，是老板当作工资发给他们的。继父以半价买进，他坐在厨房里跟他们交易，每接过粮票，都要装腔作势皱一下眉，说道：“一个半卢布。”
“叶夫根尼·瓦西里耶夫，你就不怕上帝……”
“一个半卢布。”
这样暗无天日的生活没过多久，在母亲分娩前，我被送到了外公那儿。
他已经搬到了库纳维诺的沙石街，在那儿的一幢两层楼房里租了个小房间，有个俄式火炉，两扇朝院子的窗户，这条街道再往下就到了纳波尔教堂墓地的围墙。
“怎么啦？”外公出门来迎我，尖声笑了起来，“俗话说，‘好朋友不如亲娘’，现在还不如你的老鬼外公了！唉，你们这些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