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夏后氏者，其名称甚怪，氏是族类，后为王号，何以于殷曰殷人，于周曰周人，独于夏曰夏后？意者诸夏之部落本甚多，而有一族为诸夏之盟长，此族遂号夏后氏。[199]
这些散布中国的诸夏部落，乃至与诸夏有密切关系的戎狄之羌、月氏、吐火罗、大夏、土方、鬼方、匈奴，虽然种族、地域不同，但却同奉源于史前印度河文明的雅利安或韦陀文化为其文明之理想，所以皆以夏/雅利安自居，并奉韦陀创世大神梵天/黄帝为其共同始祖。古代中国通过包容教化外来种族从而不断壮大重生的天下无外的信念和天下基因，正是源于史前世界体系的雅利安式文明理念。
不过，从其主要性质来分析，华夏文明虽然内含婆罗门文化和刹帝利文化的因子，却更广泛更深层地表现出吠舍文化的特征。吠舍是四种姓中对经营获利阶层的统称，其实不光指从事经商贸易的商贾，也包括经营土地垦殖的地主。实际上，华夏第一个统一王朝——商——就是商人和商业开始大规模出现的朝代。商朝时期，农业、酿酒业、养蚕业、畜牧业、冶炼业、制陶业、纺织业、营造业、玉石加工业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手工业的分工化及专门化表明相当一部分产品是为了交换，纯属商品生产范畴。商统治者不再迁都，城市固定发展下来。现在发掘出来的殷墟，不但城市面积大（至少10平方华里），且有诸多手工作坊，还有交易场所“市”，殷金文里也有“市”字出现。贝作为货币被广泛使用，盘庚称贝玉是“好货”“宝货”，并且常用来对臣下赏赐。据考古发掘，不但贵族墓中有大量的贝随葬，就是平民也不乏贝随葬。安阳晚商一座王室墓葬中，出土六千余枚贝。可能是海贝不足，所以还出现了骨贝与铜贝。特别是铜贝的出现，标志着至少在商晚期，中国已有了世界上最早的金属货币。殷墟卜辞中，有许多关于商贾的记载，如“多贾”（泛称，许多商贾）、“某贾”（某为地名）、“贾某”（某为人名），等等。商的先祖王亥，据说发明了牛车，驾着它往来做生意。史载殷人重贾之说，可谓真实不虚。吠舍文化倾向实用和功利，但也注重伦理道德，既有保守内敛的一面（作为土地经营者），也有积极开拓的一面（作为经商贸易者），对世界和人生习惯保持一种中庸适度的柔韧态度，所以既不像刹帝利文化强霸好斗、穷奢极欲，也不像婆罗门文化有可能过度强调出世超越，以致失去文明的建构力和创造力。这或许是为何华夏文明能绵延5000余年，历经劫难而始终生生不息的主要原因之一。